拆除隔断需综合考量 基层治理要将民生放在首位

　　近几年，在“大力发展房屋租赁市场”政策指导下，我国住房租赁行取得了蓬勃发展。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一二线城市逐渐出现了房源供给不足的短板。因此，上海、成都、武汉、杭州等地先后出台有关政策，通过对“N+1”房源隔断规范化管理的方式，来进一步满足日益增长的租房需求。 

　　所谓“N+1”，是指在一定标准下将客厅或主卧改造后，作为一间房单独出租使用，同时在居住面积、消防条件、建筑要求上有多项标准。这类房源一般具有采光好、面积大等特点，成为大多数租客的首选。 

　　从发展的角度看，“N+1”的出现有效增加了城市租赁住房供给量、对稳定租金价格、提高整套房屋利用效率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来说，“N+1”缓解了年轻人租房压力，为城市留住人才、提升城市活力和竞争力具有贡献价值。 

　　与上述城市不同的是，作为有着同样巨大租房需求的一线、新一线城市市场，如北京、深圳、济南等，目前“N+1”出租模式尚未得到官方明确。同时在部分城市基层治理中，将“N+1”与黑中介群租房混为一谈，出现了“一刀切”式的拆除方式。

　　“N+1”不是群租房，“一刀切”或致供需失衡、房租上涨 

　　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租赁人口预计在2022年达到2.4亿人，但当前租住需求与房屋供给仍存在较大缺口。 

　　而随着“N+1”的无序被迫拆除，不仅更加拉大了供需缺口，也由此产生更多难以满足的租住需求。从另一方面分析，原有3居室的租房成本，拆除隔断后由2居室租客承担房租，在无形中增加了租房成本。 

　　笔者近期在走访中发现，多城多地区集中出现了“N+1”房源隔断在未通知的前提下被迫拆除的情况。对于此情况，不少租客表示“心情复杂”。 

　　其中，被拆除的租客认为“基层政府对年轻人并不友好，强拆的方式让我们没有尊严和隐私可言，财产安全也受到威胁。”而对于被拆房源中的剩余租客而言，“少了一间房，租金上涨肯定是板上钉钉的事，会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在走访过程中，甚至有租客打趣说“不排除去租群租房的可能，因为群租房似乎更隐蔽，反而不容易被拆。” 

　　对于拆除现象，业内专家表示：“治理隔断房的初衷，是为了保障租客的安全，政府打击的重点对象是群租房，并非N+1，两者不能一概而论。”同时，该专家对群租房作了具体介绍，即在无标准、无规则状态下，将住宅的公共空间包括阳台、卫生间、厨房甚至地下室分割成若干小间，分别按间出租或按床位出租。一般情况下，群租房的租住人群较多，人均面积低于5平方米，甚至不具备最基础的生活设施，安全性能极差。 

　　时评人浩骞认为，“N+1”和群租房，虽然同属隔断模式，但有本质区别。前者提供的品质化、安全化居住条件，符合年轻人当下的租房需求，而后者则长期处于野蛮无序生长状态。财经评论员江瀚曾发文表示，拆隔断目的在于维护租房市场秩序，但实际执行中的“一刀切”往往对于真正“小、散、乱”的群租房与机构管理的“N+1”房源没有加以区分，在租房缺口不断拉大的现实问题下，此举是否为最佳方案，是否合理考量社会人员必须的租住问题，还持存疑态度。

　　拆除“N+1”对群租房治理效果不明显 

　　针对近期部分地区“N+1”拆除事件，不禁引发社会各界关注和三方面讨论。第一，拆除“N+1”对群租房治理有多大意义？第二，拆除以后的租客去哪？第三，机构平台是否有补偿措施？ 

　　笔者认为，第一，在拆除“N+1”对于群租房治理方面，其实并无明显意义。而对于为何拿“N+1”率先“开刀”，不难猜测，一方面相比藏在暗处的黑中介群租房，机构化的房源更便于治理，另一方面基层“大干快上”的执行作风没有细化区分，更多的在于保证其工作业绩。而在北京某处的一位基层工作者告诉笔者，“目前N+1是拆了不少，但群租房因为房源无备案、黑中介的警惕性较高，目前还没排查出具体地点。” 

　　对此，笔者想强调的是，隔断房的治理要综合考量利弊，在积极落实相关指导意见的基础上，其整治措施应讲究方式方法、精准施策，尤其是基层执行时要将“N+1”与群租房划清界限、逐一排查，切勿以懒政怠政态度“一刀切”。

　　第二，对于确要拆除的“N+1”房源，基层治理要将民生放在首位，要在“事先沟通、事中安抚、事后跟进”的前提下稳妥推进拆除工作。“突然袭击”式的拆除方式，对租客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使其不得不面临财产安全和个人隐私安全受损、暂无定所、找房搬家等一系列持续性问题。这不仅会降低大众对政府部门的好感度、信任感，甚者可能因涉及租客、业主、机构等各方利益引起群诉群访行为，造成公共事件。 

　　第三，机构化平台的优势在于“租期有保障、涉诉有回访”。笔者在走访中发现，受“N+1”拆除影响的租客，机构基本上都在第一时间安排专人跟进，提供“无责退租、换租”等措施，并协助找房、搬家，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相应补偿。而选择非专业机构的租客，其中不乏有黑中介“卷款跑路”的情况，使原房主、租客产生纠纷事件。但这并不意味着，机构化平台没有损失。一方面在实际业务上，会因强拆产生装修、维修、空置等成本，另一方面会对用户产生违约、安抚、临时安置等非常规支出。 

　　总的来看，在当前供需结构上，“N+1”的确有实实在在的实际需求基础，但“一刀切”的治理方式与“大力发展住房租赁”的指导意见背道而驰，也并未达到“专项整治黑中介”要求的最终目的。 

　　笔者认为，基层部门、行业企业不仅要响应号召，更要读懂政策、理解政策，要以有效增加房源供给，为城市租住群体解决租房难题、痛点为主轴，以适时可行的方式规范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而不要因刻意执法将租住需求“拒之门外”，造成不必要的群众损失和管理失误。

（责任编辑：王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