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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的核心在于扩大居民消费从而提升居民福利水平。近年来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而我国居民消费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近年一直不足40%。在高储蓄率的情况下，居民消费能力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和必要性。因此，如何挖掘居民消费潜力，降低储蓄率，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从预防性的角度探寻高储蓄率背后的动机，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本研究主要是依据缓冲存货模型等消费经济学经典理论，在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展开，一是测度了家庭财富中预防性储蓄的比例，即家庭财富中有多大比例是由不确定性带来的预防性动机引起。二是伴随着医疗保险改革的深入和推进，研究了家庭储蓄行为的生命周期特征。三是将不确定性、黏性信息相结合，引入消费者行为分析框架，剖析了家庭预防性储蓄的行为特征，以及黏性信息下消费者行为的异质性特征。进而为消费基础性作用发挥的政策机制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引言 任何一个经济体内部的总需求都是由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构成的，这三部分的稳定协调发展是保持一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然而，由美国的债务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使得我国的出口贸易再度受到牵连和打击。而随着投资和出口的疲软，能够带来经济持续增长的消费逐渐成为国内经济研究的热点和政策关注点。从全球范围来说，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往往更具有决定性。换言之，消费的平稳增长是经济健康稳定运行的根本保证，是经济健康协调发展最持久的原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的核心在于扩大居民消费，从而提升居民福利水平。“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要求从体制与机制高度解决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同时将推进供给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与我国目前居民消费率的低下相对立的，就是我国居民储蓄率过高的问题。居民家庭的高储蓄率，虽然给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裕的资金，但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当期消费。因此，我国经济呈现出“低消费、高储蓄”的特有现象，储蓄率过高已然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问题。 众多学者做了大量工作，试图探寻高储蓄率背后的动机。其中大部分研究基于传统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LC-PIH）的理论框架对消费函数进行了探讨和检验，然而根据该理论，在我国收入水平较低、利率较低、经济增长率较高的环境下，理性消费者的决策应更加倾向于借贷和消费，这却与现实情况产生悖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迪顿（Deaton）1991年指出，传统的LC-PIH模型没有重视未来的各种不确定性，因而导致经济主体的行为与标准模型的预测产生偏离。20世纪80年代逐步发展起来的预防性储蓄理论为这一问题的解答提供了新的思路。预防性储蓄理论在考虑消费者生命周期平滑消费的基础上，认为人们面对未来各期进行消费决策时，由于收入的不确定因素，会在谨慎的心理状态下进行，从而一定程度上减少当期消费，增加储蓄。由此，该理论在跨期最优分析框架中引入了不确定性，通过与确定性等价情况下的对比，证明了未来收入存在不确定性时，消费者将多增加一部分储蓄，这个额外增加的、由不确定性引起的储蓄就是预防性储蓄。西方对于预防性储蓄的相关研究主要是收入方面的不确定性，然而在我国信贷市场还不尽完善、各类社会保障制度都尚未充分建立的情况下，居民不仅面临收入不确定性，还面临着支出不确定性，或者说两者的交互、混合作用共同影响着我国居民的谨慎消费行为。而居民对于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很自然得会采用预防性储蓄这一自保险手段。预防性储蓄理论将收入不确定性引入跨期最优的分析框架，证明了如果未来收入越不确定，消费者的行为将越谨慎，储蓄也会更多。我国经济学者也已充分认识到预防性储蓄研究的重要性，并相继展开了一定的研究，形成了一些代表性的观点。这种应用预防性储蓄理论对中国居民高储蓄问题开展的研究，更接近现实情况，在现阶段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二、预防性储蓄相关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消费是人类活动的一个关键点，因此西方经济理论中有关消费的争论一直存在着。从15世纪重商主义倡导节俭，到古典经济学家们关于生产和消费的争论，再到边际学派使用边际效用价值论解决了“钻石与水的悖论”，消费在西方经济学界的地位逐渐受到重视。后来以马歇尔（Marshall）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提出了需求弹性、消费者剩余等一系列重要概念，奠定了消费者行为研究的重要基础。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凯恩斯（Keynes）为代表的现代消费理论兴起，出现了绝对收入假说、相对收入假说以及生命周期假说、持久收入假说。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LC-PIH）作为确定性等价下的经典模型，成为了居民消费及储蓄领域的主要研究框架，直至后来不确定性因素被引入模型并逐步应用，西方经济学界中有关消费的争论仍然在持续着。 1975年以后，西方消费函数理论将不确定性、收入风险等纳入进来，结合理性预期学派的研究成果，逐渐形成了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消费函数理论群。代表性的有随机游走假说、预防性储蓄理论、流动性约束理论等。预防性储蓄（Precautionary Savings）是指风险厌恶型消费者在面临未来不确定性时，为了保持未来消费的平滑性，从而进行的储蓄。费舍尔（Fisher）、弗里德曼和利兰徳（Leland）等人研究发现，当消费者对未来收入有风险预期时，就会产生预防性动机，从而在进行消费或者储蓄的决策时，更加偏重于储蓄，这种储蓄实际上是为了应对不确定性而采用的自保险手段。扎德斯（Zeldes）等人的研究表明，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相比较随机游走假说，因预防性储蓄考察了不确定性条件下消费者跨期最优选择行为，所以能更合理地解释“过度敏感性”和“过度平滑性”。不确定性在这里主要指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当未来收入可预测时，消费存在过度敏感性；而当未来收入不可预测时，则表现为过度平滑性。预防性储蓄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放弃了效用函数的二次型假设，因而是对传统生命周期模型的重要发展和补充。 三、我国居民家庭预防性储蓄比例的测度 本研究在缓冲存货模型的框架下，使用大型微观家庭面板数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验证了城乡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行为。结果证明我国年龄在50岁以下的工作人口符合缓冲存货模型的行为特征，即在工作时间进行缓冲存货储备，到50岁后开始为退休储蓄，因此大约在50 岁之前的工作时间，家庭是服从缓冲存货模型的行为特征的，但是，超过退休年龄行为就会不同，这也和处于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有关。 首先，该部分探讨了家庭收入不确定性与家庭财富积累的关系。总体来看，家庭持久收入与家庭面临的不确定性两者对于家庭财富的积累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持久收入对家庭财富净增量的影响要比不确定性的影响大。分城乡来看，农村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对于财富积累的影响要远远高于城镇居民，且农村样本中不确定性的系数也高于持久收入，农村家庭财富积累的主要推动因素为预防性储蓄。 其次，进一步用倒推法测算了总体样本及城乡子样本的预防性储蓄的比例。在假设不确定性完全消除后，总体样本计算出的比例为51%-55%左右，当然，现实中收入不确定性可以降，但很难完全消除。当收入不确定性降低一半时，能释放出32%-35%的财富用于消费。分城乡来看，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的比例均高于总体样本，当收入不确定性降低一半时，农村能释放出39%，隐含地说明农村消费市场的潜力更大。 第三，稳健性检验分别从改变样本容量、变更工具变量、更改参数值三个渠道展开。这三种稳健性检验的方法得出的估计系数都是显著的，也证明了原方程是稳健的。 第四，户主年龄在50-64岁的家庭储蓄行为不符合缓冲存货理论。这些家庭的持久收入整体比相同职业的年轻户主家庭偏低，家庭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对财富积累有显著的负影响。此时年老家庭在面临不确定性时，会动用年轻时期的缓冲存货来平滑消费支出。 总之，居民家庭储蓄中有近一半是预防性储蓄，收入的不确定性对于居民的消费和储蓄行为具有很关键的影响，城乡居民的储蓄行为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降低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缩小城乡差距可以成为扩大内需的下一个政策着力点。 四、制度变革下居民预防性储蓄行为及生命周期特征分析 制度变革下，居民家庭不仅面临着收入的不确定，还面临着诸如医疗问题、住房问题、养老问题、教育问题等可能带来的支出不确定。虽然在此期间各项改革及政策逐步完善，但各项政策落实时间又各不相同，因此本研究检验了这些因素在各年度对于家庭储蓄行为的影响以及医疗保险的缓解效果。 使用样本总体及分城乡分析居民家庭的储蓄行为，所得到的结果同时反映出了家庭储蓄行为的生命周期特征，以及我国各项改革的进程及效果。 总体来看，持久收入虽然稳步上升，在家庭储蓄行为中的影响系数最大，然而整体趋势慢慢减弱。而收入不确定性在中间几个调查年份对于家庭财富积累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是除收入之外，影响家庭储蓄的第二大因素。户主年龄、家庭规模、少儿抚养率、家庭健康状况均呈现了一定的生命周期特征，随着年龄推移，对于家庭储蓄行为的影响均发生了由负变正的变化。医疗保险状况的整体趋势是随着医疗保险改革的推进和普及，医疗保险对于家庭储蓄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大。另外，随着居民家庭住房保有率的上升，预期房价增长率的影响也从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变为财富效应。 分城乡分别估计后发现，城乡居民家庭间在同时期众多行为中均出现相异之处。如持久收入的影响，城镇弱于农村；家庭规模、少儿抚养率的影响同年度方向相反；户主性别主要在农村居民中显著；医疗保险农村样本影响系数增长得更快。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之间在收入水平、家庭观念、家庭构成等方面存在着异质性。 五、较短经济周期内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行为的宏观分析 不可否认，与城镇居民相比，我国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潜力更大。鉴于我国农村短期内有着更加明显的信息滞后特征与更高的信息搜集与更新成本，在考虑持久收入的基础上，本部分将不确定性、粘性信息引入消费者行为分析框架，以此分析了粘性信息、收入不确定性的叠加效应对于农村居民消费储蓄行为的影响。 实证分析需要首先估计出信息粘性的强度，即信息粘性参数，根据该参数所代表的跨期依赖程度，估算不确定性在各期之间逐期缓冲传播后的累计值，进而确定能反映粘性信息与不确定性叠加效应的替代变量，以此来分析此种情形下农村居民的消费储蓄行为。文中采用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经过估计得出农村信息粘性参数的大小为0.85左右，体现出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高度路径依赖，以及农村居民跨期决策效率的低下。说明这一时期农村居民的消费波动呈现出非常显著的跨期相关性，因此任何的冲击都会对后续的消费施加持续的影响。接下来利用信息粘性参数的估计值，使用预期收入波动率、预期消费支出波动率分别构建了衡量所面临收入不确定性逐期累计值的替代变量，发现粘性信息下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要数倍于不考虑粘性信息时的情况。利用缓冲存货模型的数值模拟解等式，并考虑到数据限制，使用消费支出—持久收入目标值代替家庭财富—持久收入目标值，经检验后使用聚类稳健标准误的随机效应模型估计得出，持久收入、城镇居民消费观念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有着高度显著的正效应。我国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不仅取决于不确定性，也取决于粘性信息，且由于粘性信息与未来不确定性的叠加影响，不确定性的加剧挤出了较多的消费支出，引致了更多的预防性储蓄。进一步地，对东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分析发现，农村居民的消费增长对于不确定性的反应是有差异的，西部敏感性程度最高，其次为中部，最弱为东部。 六、政策启示 （一）促进收入分配公平，持续增加农村家庭收入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的关键因素，这个影响不仅仅表现在收入规模上，也表现在收入的波动上，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收入不确定性。从前文微观数据的检验结果来看，居民家庭储蓄中有近一半是收入不确定性所引起的预防性储蓄。因收入来源和结构等方面均存在着差异，城乡居民的储蓄行为也存在较大不同。所以，从收入分配角度来讲，应继续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从收入方式和结构来讲，要充分发挥不同类型收入的方式和效果，增加城乡居民收入，逐步实现收入结构优化，促进公平发展。 因此重点对于农村居民，首先应进一步加快收入结构升级，目前，工资性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越来越大。包括开展就业岗位技能培训，建立技能培训体系，促进就业，逐步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出台优惠的地区税收政策和金融政策，促进农村居民创业；按照地区优势、资源禀赋等发展特色农业，逐步提高农村家庭的经营性收入，以改善当前收入结构单一、收入波动程度大的现状。 其次，针对农业自然风险和经营性风险，应逐步完善农村市场、控制农产品价格的波动，提高农民的收入预期；调控农产品供销，减少农产品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防止出现因盲目生产导致的农产品供求矛盾；提升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赔付力度，降低销售风险及农业风险的影响。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大规模地推广先进适用的优质高产品种和先进农业技术，依靠科技创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培植规模型农业企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积极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企业，推动生产、加工、营销融合发展，不断提升农业自身发展的价值链，让农民从中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 再次，加快农村税费改革等进程，规范农村收费行为，进一步减轻农村家庭负担。只有推行农村税费改革，从制度上以法律明确和规范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才能真正实现“交够国家的”、切实规范“留足集体的”，最终确保“剩下的全是自己的”。实行农村税费改革，有利于解决农民负担重的问题，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实际购买力，从而有利于为国民经济的快速、健康、持续发展开辟广阔的农村市场，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同时，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对于建设农村小康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表现在农村税费改革是切实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全面繁荣农村经济、真正保护农民利益的重要措施，是促进农村稳定的重要力量，是缩小城乡差别的重要保障。 （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减少居民支出不确定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应仅仅聚焦在去过剩产能、调产业结构的实体宏观经济中，也应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金融改革等渠道改善微观家庭的消费预期，进而引导微观家庭的理性最优决策，减小微观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对实体经济中实现有效供给提供需求保障。目前我国已基本建立了以社会保障制度为核心，以社会救助、福利等为辅助的社会保障体系，各项政策的推进和实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不过，这一制度架构上存在的问题也逐步显现。一方面，受到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体制等因素的制约，我国在建立社保体系过程中呈现出身份分割、城乡分割的特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三大体系独立运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中，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三大体系独立运行，造成了制度间的分割。另一方面，出于行政体制和政策执行方面的考虑，我国将社保制度的实际建设权赋予各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只确定改革原则和基本制度框架，允许和鼓励地方在具体规则制定上体现各自的独特性，而省级地方政府也多效仿中央的做法将事权进一步下放，从而造成了地域之间的分割。同时，社保制度建立期设定的统筹层次过低也大大加剧了社保基金运行的财务风险和地区间的制度壁垒。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看，我国社保体系架构上的制度分割和地区分割特点，在一定时期内体现了对现实差异性的尊重，保证了社保覆盖面的快速扩大。然而这种存在身份分割与地区壁垒特点的“碎片化”社会保障体系适应不了我国新的历史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当部分人群无法被一种单一制度所覆盖时会产生诸多不便，比如农民工流动、居民工作转换、跨地域转移等问题，进而也影响了全国人口流动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对公民养老、医疗、工伤、失业保障甚至购房定居等都带来很大影响。如何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进各项制度的可持续性，是今后的一个重要任务。 因此着眼于上述问题的社保一体化议题逐渐提上日程。在制度政策层面，国家发布了一系列文件来规范推动社保统筹层次的提高、不同制度间的整合和转移接续，部分地区也在积极进行自下而上的一体化尝试与探索。从我国社保制度横向和纵向两个方向上的分割出发，一是纵向上将不同制度项目之间进行整合；二是横向上打通区域间的壁垒，实现不同地区间社保的自由流动。在实践摸索层面，同经济社会领域内的许多改革一样，我国社会保障一体化的改革始于个别地方的先行探索，继以国家整体规划和方案的出台，而后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国社会保障一体化工作仍处于探索过程中。 首先，要循序渐进，分步加快城乡社保制度一体化的进程。打破当前社会救助制度、福利制度、保险制度“二元化”的现状，持续推进“全民参保登记计划”，逐步实现同险种同部门统一管理。先着眼于区域社保一体化，然后再逐步推进全国社保一体化。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政策，一是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增加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险支出。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的核心就是资金的投入，也是社会保障实施的前提条件，加大农村社会保障支出，有利于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对于推动社会保障工作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二是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报销范围及大病补偿比例，切实降低农村居民的支出不确定性，提高生活质量。 其次，要继续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建立政府监管制度，保证社会保障体系的良好运转。随着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渐完善，国家对于社保基金的投入力度也逐渐加大，使得地方的社保基金数额逐年增加，这就给社保基金的监管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一是要完善社保基金的运作流程，加大监管力度，提高其使用效率，完善相应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监管信息的公开性。建立第三方的市场监管体系，增强社保基金监管工作的灵活性。二是要确保社保基金的安全并实现其保值增值。社保基金监管体系能够有效降低社保基金的使用风险，提高社保基金的使用效率，政府可以通过一些强制性的法律法规对于社保基金的监管工作进行规范化，保障社保基金的高效运行，实现社会公众利益的最大化。三是要组建一支融合财会，金融，管理，法律和计算机各专业知识的管理队伍，加大基金监管工作的信息化程度，做到科学管理。重视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设，凭借各种现代化手段和计算机系统，结合各专业知识，实现对于社保基金数据的数字化管理。完善社保基金运作的数据库，对于基金数据实行实时更新和动态监督，及时发现基金运作过程中的各项问题，最大限度地降低社保基金面临的风险。加强社保基金相关数据的维护力度，保证数据的安全性和准确性，避免随意更改数据和弄虚作假现象的发生。 再次，增强农村居民及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意识，加强社会保障政策及效果的宣传，使农村居民充分认识到社会保障的重要性，提高农村居民及流动人群的参保比例。现阶段，我国部分农村地区的居民对社会保障认识不足，对于社会保障的理解上存在片面化。为了农村社会保障的顺利进行，要客观分析各方面的情况，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方式加大宣传力度，比如发放小册子、宣传会、电视播放、广播宣传等各种宣传方式，让每一户农村家庭都可以了解到社会保障体系的内容，了解到国家的政策。改善农村家庭的消费预期，减小微观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而引导微观家庭理性最优决策，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意识的提高是社会保障工作顺利进行的前提和保障。 （三）增加经济信息透明度，降低居民消费行为的跨期依赖性由于信息搜集成本、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消费者粘性预期下的消费储蓄决策行为呈现出了一定的跨期依赖性，而不确定性的跨期依赖程度是可以逐期累积的。减轻跨期依赖程度，就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引致的储蓄及消费者效用损失。这就要求消费者决策时的信息量必须得到保证。增加政府部门、企业部门相关宏观、中观经济信息的透明度和宣传力度，引导居民形成渐进理性的预期至关重要。 政府应通过同时增加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在农村地区的宏观、中观经济信息的透明度和宣传力度，及时引导农村居民形成渐进理性的预期。目前，我国早已完成通电行政村“村村通广播电视”任务，我国的广播、电视人口已基本实现全覆盖。要充分利用网络覆盖，推进相关自媒体、移动媒体的成立，加强农村经济信息宣传。广播电视节目要深人农村，面向农民，及时传播农村经济信息，积极宣传普及农业科技知识。与农村经济密切相关的经济类报刊，应该设立经常性的农村经济信息专栏或专版。要注意提高宣传质量，注重宣传效果，要多开办农村经济信息宣传的名牌栏目。要注意农村经济信息的多样性，注意宣传的时效性和适用性。 （四）瞄准各区域的主要问题，重视区域间均衡发展我国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是一个综合性问题，与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政策导向性有关，也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得以的历史产物。对于这一问题，国家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等一系列战略，在东中西部平衡发展的战略部署下，我国中西部地区、老工业区、革命老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同时，东部较发达地区也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东部较发达地区在这个过程中也满足了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虽然做了这些努力，但是，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不平衡发展的问题依然很突出，并成为新时代下，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之一。为了缩小区域差异，应在经济政策目标、发展目标等方面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在投资、城乡统筹、环保、节能降耗、土地政策、产业转移等各个方面，不应继续实行“一刀切”的政策，而探索更多差异化的政策。 东中西部地区的最大差异在农村地区，农村地区的均衡发展事关整体区域的均衡发展。而东中西部农村地区消费需求释放的敏感点是不同的。针对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可着重从减少收入不确定性程度入手；针对中部农村居民，着重于增加农村居民稳定的收入来源；针对东部农村居民，则应着重于加深城乡一体化程度。以最大限度得促进农村消费需求增长，释放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宋明月（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
